乡音

乡音是一个人最难抹去的印记之一，而我曾经努力想忘却。

最近，一项于2015年7月发布的盖普尔调查发现，“相对于母语，使用外语会令人的道德评判更宽松”，总结来说，就是使用第二语言来探讨情感和道德会让人们对话题产生距离感。这个结论让我回想起了一些往事：中学时，我曾经在操场上苦苦诵读课文，并且用普通话自言自语。要知道，在老家的环境下，说普通话往往是被嘲笑的，因此，用普通话自语，无论如何，这看起来都是一件怪异的事情。

文革刚结束后的一个傍晚，长江、淮河之间的一条乡间排水渠中已经开始结霜，一位瘦弱的村妇踮着不太显眼的肚子沿着水渠往家赶。走到半路，身下已经开始流水。她坚持走到家，躺到了堆着一些破棉絮的吱吱作响的木床上。家中一个人都没有，她开始了艰难的生产。婆婆赶过来时，她正在用镰刀切断与一个男婴的联系。在连续夭折了三个孩子之后，这个男婴总算存活了下来，那就是我。

孩子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，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环境，而幼时所模仿的语言就是母语。把对方女性家人的生殖器官配合上特有的动词，用极快的语速，再加上发狠的表情与动作，向对方劈头盖脸喷射而去，在童年的记忆中，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发生。谁家丢了只鸡，谁家的菜被摘了几根，谁家的媳妇多看了某个男人一眼，谁家的稻田被牛踏了一片，谁家的娃动了邻居晾晒的衣服，谁的头上长了个疥疮，谁家的地多收了一成，……任何一件这样的事情都可能引发乡骂。甚至在日常聊天中，有些人几乎每句话都带着生殖器，不仅可以做形容词，还可能是动词、副词、叹词，组合方式的灵活会令语言学家惊叹。语言不止是交流的工具，也是一种情绪宣泄的工具。在乡下，邻里的家长里短加杂着特有的乡骂，这是幼时我语言模仿与学习的唯一来源。

小时候，母亲在我看来是一个另类。奶奶会敲着脸盆，用一串串的乡骂诅咒着邻居，因为他药死了我家的下蛋鸡。村里的其他男人有一次拿着铁锨要抢我家宅基地上的一棵树，父亲拿着斧头，捍卫着男人的尊严，伴随着的是互相的辱骂。母亲在处理类似的问题时会显得另类，不出恶语，但说的话往往会让对方哑口无言。我很少听到母亲说脏话。也许是由于母亲的另类，她带给我的压力比父亲的鞋底和皮鞭更大，我很怕她生气，揣测不到她的反应。母亲的另类让我意识到，语言除了脏话，还有其他的形式。

小学与中学，日常的教学仍然使用的是方言，例外的是语文与英语。尽管大部分情况下，语文课堂会使用方言来解释，但朗诵是要用普通话的。英语是上初中时才有的课程，尽管满是方言的味道，英语仍带给了我新奇的体验。普通话与英语的学习，让我知道，在乡音之外还有其它的表达方式，让我可以暂时摆脱乡音，从那种无尽的脏话、辱骂与歧视中获得暂时的平静。能够摆脱乡音，这是一个孩子在中小学学习中的小秘密，这是我学习中的另一种乐趣。从乡下的初中到县城的高中，方言有一些变化，但仍与老家村里的话相近，幸运的是，说普通话的机会增加了。随着语言能力的提升，我能够用普通话与英语表达一些自己的情感，虽然简单，但总算有一种暂时摆脱乡音的喜悦。

语言学家萨丕尔及其学生沃夫曾经提出一个假说，认为人类的思考模式会受到其所使用语言的影响，这就是语言相对性假说。尽管这个假说有很大的争议，就我个人来说，从方言到普通话，再到英语，再到后来零散尝试的世界语等，不同的语言的确有不同的体验。思维模式在不同语言中是否有差异，这尚待验证，但就一个人的生活经历来说，不同语言实际上承载了不同的情感，这倒是肯定的。

曾经有一个孩子，他努力想摆脱乡音。其实，他努力摆脱的不是乡音，而是沉淀在那种方言中的所有不愉快的记忆，辱骂、殴打、歧视、贬低、嘲讽几乎铭刻在乡音的每一种表达方式中。用普通话或英语对自己的自言自语，让他能够像察看陌生人一样观察自己，获得一种出奇的平静。

很多年以后，与当年的同学重新聚会，我在餐桌上无意间用普通话聊天时，有同学提出了抗议，再配上一个鄙视的表情，大概是说“你怎么能把老家话都忘记了呢？”那一刻，我顿了几秒，用不太熟练的乡音重新开始了谈话。也许，这样的时刻可以慢慢地刷新我的乡音记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