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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音

乡音是一个人最难抹去的印记之一,而我曾经努力想忘却。

最近,一项于2015年7月发布的盖普尔调查发现,“相对于母语,使用外语会令人的道德评判更宽松”,总结来说,就是使用第二语言来探讨情感和道德会让人们对话题产生距离感。这个结论让我回想起了一些往事:中学时,我曾经在操场上苦苦诵读课文,并且用普通话自言自语。要知道,在老家的环境下,说普通话往往是被嘲笑的,因此,用普通话自语,无论如何,这看起来都是一件怪异的事情。

文革刚结束后的一个傍晚,长江、淮河之间的一条乡间排水渠中已经开始结霜,一位瘦弱的村妇踮着不太显眼的肚子沿着水渠往家赶。走到半路,身下已经开始流水。她坚持走到家,躺到了堆着一些破棉絮的吱吱作响的木床上。家中一个人都没有,她开始了艰难的生产。婆婆赶过来时,她正在用镰刀切断与一个男婴的联系。在连续夭折了三个孩子之后,这个男婴总算存活了下来,那就是我。

孩子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,也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环境,而幼时所模仿的语言就是母语。把对方女性家人的生殖器官配合上特有的动词,用极快的语速,再加上发狠的表情与动作,向对方劈头盖脸喷射而去,在童年的记忆中,这样的场景几乎每天都在发生。谁家丢了只鸡,谁家的菜被摘了几根,谁家的媳妇多看了某个男人一眼,谁家的稻田被牛踏了一片,谁家的娃动了邻居晾晒的衣服,谁的头上长了个疥疮,谁家的地多收了一成,……任何一件这样的事情都可能引发乡骂。甚至在日常聊天中,有些人几乎每句话都带着生殖器,不仅可以做形容词,还可能是动词、副词、叹词,组合方式的灵活会令语言学家惊叹。语言不止是交流的工具,也是一种情绪宣泄的工具。在乡下,邻里的家长里短加杂着特有的乡骂,这是幼时我语言模仿与学习的唯一来源。

小时候,母亲在我看来是一个另类。奶奶会敲着脸盆,用一串串的乡骂诅咒着邻居,因为他药死了我家的下蛋鸡。村里的其他男人有一次拿着铁锨要抢我家宅基地上的一棵树,父亲拿着斧头,捍卫着男人的尊严,伴随着的是互相的辱骂。母亲在处理类似的问题时会显得另类,不出恶语,但说的话往往会让对方哑口无言。我很少听到母亲说脏话。也许是由于母亲的另类,她带给我的压力比父亲的鞋底和皮鞭更大,我很怕她生气,揣测不到她的反应。母亲的另类让我意识到,语言除了脏话,还有其他的形式。

小学与中学,日常的教学仍然使用的是方言,例外的是语文与英语。尽管大部分情况下,语文课堂会使用方言来解释,但朗诵是要用普通话的。英语是上初中时才有的课程,尽管满是方言的味道,英语仍带给了我新奇的体验。普通话与英语的学习,让我知道,在乡音之外还有其它的表达方式,让我可以暂时摆脱乡音,从那种无尽的脏话、辱骂与歧视中获得暂时的平静。能够摆脱乡音,这是一个孩子在中小学学习中的小秘密,这是我学习中的另一种乐趣。从乡下的初中到县城的高中,方言有一些变化,但仍与老家村里的话相近,幸运的是,说普通话的机会增加了。随着语言能力的提升,我能够用普通话与英语表达一些自己的情感,虽然简单,但总算有一种暂时摆脱乡音的喜悦。

语言学家萨丕尔及其学生沃夫曾经提出一个假说,认为人类的思考模式会受到其所使用语言的影响,这就是语言相对性假说。尽管这个假说有很大的争议,就我个人来说,从方言到普通话,再到英语,再到后来零散尝试的世界语等,不同的语言的确有不同的体验。思维模式在不同语言中是否有差异,这尚待验证,但就一个人的生活经历来说,不同语言实际上承载了不同的情感,这倒是肯定的。

曾经有一个孩子,他努力想摆脱乡音。其实,他努力摆脱的不是乡音,而是沉淀在那种方言中的所有不愉快的记忆,辱骂、殴打、歧视、贬低、嘲讽几乎铭刻在乡音的每一种表达方式中。用普通话或英语对自己的自言自语,让他能够像察看陌生人一样观察自己,获得一种出奇的平静。

很多年以后,与当年的同学重新聚会,我在餐桌上无意间用普通话聊天时,有同学提出了抗议,再配上一个鄙视的表情,大概是说“你怎么能把老家话都忘记了呢?”那一刻,我顿了几秒,用不太熟练的乡音重新开始了谈话。也许,这样的时刻可以慢慢地刷新我的乡音记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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